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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踉踉蹌蹌的日子

核心提示:  冰點特稿·第1111期我在美國踉踉蹌蹌的日子  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給留學生辦的英語課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鹿湘。  不知道為什么,

  冰點特稿·第1111期
我在美國踉踉蹌蹌的日子

  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給留學生辦的英語課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鹿湘。

  不知道為什么,國內出來的年輕人都有類似的氣派。鹿湘是個小巧的女孩,有大大的笑臉,說起英語來清晰又響亮,碰到事情,很習慣地對人解釋“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她會主動去對外國同學科普港澳臺與中國大陸的關系,這樣的事情,我在十八九歲剛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也做過;課程的內容有一項是寫博客,她寫道,她的夢想是做一個中國文化的“溝通者”,讓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

  事實上,要溝通,就先得了解外界。我和鹿湘的身份,都是這所學校學生的配偶。理論上來說,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適應本地的生活。但就這一件,我們也完成得踉踉蹌蹌。

  有一天,鹿湘向我提起了她在國內的生活:在一個二線省會城市,在父母不同意的情況下向同事借了幾萬塊錢誤打誤撞買下了一套小公寓,現在房價已經翻番;就憑一份本科學歷,一個女孩子能夠掙到獨立的生活,能過得特別硬氣,一點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再說起現在的生活,她的眼神黯淡下來:“國內中等收入群體一年收入20萬元的生活,比這兒的中產有意思多了。”

  這是我在美國兩年,常常聽到年輕一代表達的一種觀點。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問對方,是不是忽略了美國生活某種豐富的可能性。但同樣地,我并不奇怪,所謂“美國夢”勾勒出來的物質生活畫卷,單調,有局限,對現在出國的年輕人來講沒什么吸引力。

  每當有人問我“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究竟怎么樣”,我都想跟他們講講姚醫生和肖先生的故事。

  這兩位都是上世紀80年代末出國的那批年輕人,身揣著少得可憐的積蓄來到美國,如今,都過上了典型美國中產的生活——擁有郊外獨立屋、汽車,從一無所有到擁有一份體面的中產階級職業……

  但讓我感到新奇的并不是這些。

  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在房與車之外的生活。

  要等到成了比爾·蓋茨之后,才關注社區和改變世界?

  第一次聽說肖先生,是在一個留學生公眾號上讀到了他在“第二屆北美清華校友大會”上的發言。這位清華大學1981級計算機系的畢業生,將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解釋成兩點:“要照顧好自己和家人;要回饋和改變自己的社區、國家和世界。”

  “我覺得我們幾乎每個校友都做到了第一點,也就是照顧好了自己和家人。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清華人,從總體來講,經濟收入、子女教育不輸給任何學校的畢業生。”肖宇在校友大會上問道,“但我們每個清華人是否做到了第二點?我們是否要等到成了比爾·蓋茨之后,才想要關注社區和改變世界?”

  “如果我們每個清華人做到這兩點,我們清華校友作為一個整體就能在各個層面和社區發揮影響,我們整體對社會的貢獻,就會遠遠超過上午坐在主席臺的那幾位。”

  肖宇是個身材壯實、膚色黝黑的中年人,北京人,大嗓門,說起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就滔滔不絕。讀到這篇發言幾天后,我在亞特蘭大一間韓國烤肉館里見到他。他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體會到“服務社區”的概念,是剛到美國那時候。他在佛羅里達州上學,有天聽說當地華人團體急需一個翻譯,目的是為一批因為偷渡被抓捕的華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告奮勇地去了。

  等見到了那個“華人團體”,他大吃一驚:對方看起來完全不是東亞人面孔。

  他問:“你們會說中文嗎?”

  對方不會。

  “你們去過中國嗎?”

  沒去過。

  “那你們還要管偷渡客能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這些都是來自牙買加的華裔。雖然這輩子沒踏足過中國的土地,也不會說中文,卻還有那股子“同氣連枝”的勁頭,義務為偷渡而來的華人提供援助。

  “美國的這個生活啊,就是,表面上看貌不驚人的——高樓大廈也沒多少,電線桿還是木頭的……實際上,講究多著呢。”他說。

  在美國生活的這20多年,肖宇迷上了研究美國人生活細節里這種別具一格的“講究”。比如,社區里每家的花園形態各異,但都遵循著“沒有裸土”的準則,家家戶戶都得買樹皮或松針覆蓋住花壇里的土,因此風刮過不會起塵土;路邊的木頭電線桿,看著都特別破,一條條電線晃晃悠悠掛著,看著好像一百年沒動過的模樣,但其實維護成本特別低,特別省納稅人的錢。政府要在社區里建商場,大家都跑去反對:不歡迎商業機構進駐,晚上會吵著我們。

  孩子從公立小學讀到公立高中,都是免學雜費的,家長要負擔的就是每天2美元一份的午餐;這午餐的飲料,還不準碳酸飲料公司來贊助,得是橙汁或牛奶這種健康飲料。當然,要是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午餐也是免費的。

  每天早上,校車接人也是不同的:小學的校車會停到每個學生家門口,中學的校車則會停在路口,大孩子們需要多走一段路,但因為停車站點少,校車效率也更高。

  在肖先生看來,國內一些人提起美國,總愛討論什么“民主的細節”,這其實不是他的美國鄰居們在生活里最看重的——他們最看重的是“自由”與“公平”。當然,自由也意味著責任,每個人都得把自個兒的事情處理好。如果忘了在花壇里撒樹皮,會被社區罰款,如果毫無理由地不讓孩子上學,也要面臨國家“暴力”機關的問候。類似的細節會給生活添不少麻煩,但老肖覺得值:“給你免費校車,給你免費午餐,課本也給你免費了,你再不來上學,我把你逮了,也不算冤枉吧?”

  即便到美國多年,肖宇還是能發現新的、意想不到的細節。前兩年,外甥來美國,肖宇稀里糊涂地帶著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原本只是想問問學校:“外甥這情況能在這兒上學嗎?要辦什么手續?”

  詢問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學校的老師說,按照義務教育的規定,學區里的孩子來了就必須得上學。問題是這會兒都快期末了啊,讓這孩子現在考試,貌似不大公平。

  “要不這么著,你們就當今天沒見過我,這孩子你帶回去熟悉下英文,等下學期開學時候再來,怎么樣?”一番思索后,老師決定賣老肖一個人情。

  房子,或者錢,在生活中都還排不到最前面

  去年圣誕,我在休斯敦見到了父親的摯友姚醫生。在機場上,我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斯文的中年人,雖然出國已近30年,身上還有揮之不去的江浙人氣質。

  姚醫生和我父親,都是恢復高考后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上蘇州醫學院(現蘇州大學醫學部)的應屆高中生。報到第一天,在一群大齡同學之中,我父親敏銳地找到了這個和他一樣才16歲的小伙伴,便與對方商量著說,要不一塊兒去觀前街轉轉。

  “從學校里走到觀前街要多久?”姚醫生問。

  “為什么要步行?坐公交車啊。”我父親很驚訝。他后來才知道,姚醫生的老家是長江中心的一個小島,島上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就這樣,姚醫生第一次坐公共汽車,是和我父親一起去觀前街。

  姚醫生的前半生,更像是一個勵志典型。來自鄉村的少年,考上大學,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然后獲得一個出國進修的機會。1988年,姚醫生第一次見到美國留學生住的宿舍,被滿屋子的家電驚呆了:有電話、空調、小冰箱,還有電視機——這不是高干宿舍才會有的東西嗎?

  放假的時候,他和幾個同學一塊兒開著一輛漏風的N手車去佛羅里達州旅行。幾個30歲左右的大老爺們兒,在迪士尼樂園里流連忘返:天底下居然還有那么好玩的地方!

  像小蛋糕似的美式松餅,把蜂蜜或果醬澆在上頭,味道可香,姚醫生一下就喜歡上了。

  他領著2000多美元的微薄工資,但德克薩斯州物價便宜,一個月房租只要400美元。剩下的錢換算成國內的貨幣,在當時看來,就是一筆巨款。到美國一年多之后,在北京當護士的妻子告訴他,醫院要外派她們出國,去約旦工作。沉吟片刻后,姚醫生問:“如果非得要出國,為什么不來美國呢?”

  夫婦倆現在都很感激,醫院沒在辦護照的事情上為難她。

  其實說到這兒,命運最難測的部分就展露出來了:他們離開,也就錯過了國內接下來30年的飛速發展期。現在,在美國做研究的學生月薪還是在2000美元左右,但在國內,幾乎找不到什么東西,還能維持30年前的價錢。上世紀80年代末,肖宇在中關村見到過聯想公司開出1000多元人民幣的高薪招人,而他毫不猶豫地出國了;當姚醫生咬牙下苦功夫用英文考取美國行醫執照的時候,與他同一屆的大學生,在國內普遍受到重用,如今正是國內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

  我不止一次見過國內的中年大V發網帖討論這一現象。大體上,人們比較后得出結論:現在國內的生活水準都趕上去了,有些地方比國外更便利。

  從表面上看,在國內的同學們,與姚醫生在美國的生活條件,差別已經不大:他在郊外的房子連地價,也就40多萬美元,和國內二線城市的別墅差不多;老家家里開一輛中高檔品牌的車,也和他的差不多。看起來,姚醫生的日子過得還更樸素點,他的別墅內部只是簡單的瓷磚或地毯鋪地,油漆刷墻,沒有大理石地磚,沒有水晶燈,沒有富麗的墻紙,沒有任何看起來彰顯財富的標志。

  但當姚醫生一家去教堂慶祝圣誕時,某種顯著的差異出現了——華人社區一年給教會的捐款,是一個令我咋舌的數字。

  當地人的解釋非常平淡:“慈善捐款可以抵稅,大家就傾向于捐錢了。”

  除了捐款,姚醫生也在業余時間參加當地的義診活動。曾經鄉村里走出來的少年,如今每次回中國,幾乎都是為了去某個不知名的山溝、農村做義診。

  這說起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業余時間里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說,年輕時,也曾日日焦慮,總覺得生活里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自己去奮斗努力,但在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這些執念,相信命運自有好的安排。

  我想這真是很有意思,這些從兩手空空到步入中產階段的中年人,他們過的是這樣一種生活:也在盡情享受,并不排斥物質。只不過,要是把他們生活中要關心的東西排一排,房子,或者錢,都還排不到最前面。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還帶著股焦慮,總會跟人聊房子。漸漸地,我發現這個話題沒有聽眾。不管是美國人,還是在美國多年的華人,都不理解我的焦慮——既不能理解沒有房子時,從一個出租屋流落到另一個出租屋的辛苦;也不明白冒出買房的主意后,一顆心跟著房價起起伏伏的煎熬。

  這不是因為他們修為深厚看破紅塵。只不過是,多年習慣了寬裕的生活,這些人的注意力,早就不在物質上了。

  但是,這就夠了嗎?

  如今的生活,可并不是順理成章就能擁有的。

  就在1982年6月23日,姚醫生赴美僅僅6年之前,在底特律一家汽車工程公司工作的華裔青年陳果仁,被一對Ronald Ebens白人父子打死在街頭。事發前,他們曾在附近一所酒吧起過沖突,雙方打斗的時候,有人聽到其中的白人中年男子吼了一聲,“就是因為你們這幫小兔崽子,我才丟了工作!”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正是日本汽車大舉沖擊美國市場,導致美國汽車公司不得不裁員的年頭。

  陳果仁被打死,只因為對方搞不清“日本人”和“中國人”有什么區別。

  陳果仁留下的

  “亞裔是美國人中最孤獨的群體。上世紀80年代的集體政治意識已經被一種無聲的、無人理會的孤立取代。那種孤立來自這樣一種認識:你可以出生在美國,你可以成績優異、經濟條件優渥,但你仍然感到在這個國家的公共話語中無足輕重。”

  2017年年底,我在《紐約時報》網站上一篇長篇特稿中讀到了這段話。那篇報道講述了華裔大一新生鄧俊賢在亞裔社團的入社儀式中被圍毆致死的故事。雖然是一則發生沒多久的新聞,但撰寫這篇報道的韓裔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回顧“亞裔”的認同在美國如何被塑造。

  “‘亞裔美國人’是一個大體上沒什么意義的詞匯。沒有誰是說著‘亞裔美語’長大的,沒有誰和自己的亞裔美國家長一起吃亞裔美國食物……但我們基本承受著一些共同的刻板印象——虎媽,音樂課,不經審視的通往成功之路——不管它們被如何定義。比起中國或日本移民的子女,我自己作為韓裔的成長經歷,其實與美國的猶太人及西非移民的子女更像。但我和前者心懷同樣的焦慮:我們中如果有一個被按在墻上,接著極有可能輪到另一個人。

  歧視,是把亞裔美國人聯系起來的東西。

  1982年,陳果仁被毆打致死后,當行兇者僅被處以緩刑及3000美元罰金的時候,抗議者紛紛涌上美國城市的街頭……把人們團結起來的是這樣一種意識:如果進口自日本的汽車可以讓身為中國移民之子的陳果仁被殺,那么‘亞裔美國人’身份的概念就有其影響。”

  陳果仁1955年出生于廣東,長到五六歲的時候,被養母余瓊芳帶去美國。1982年,當他和幾個朋友走進底特律一家酒吧慶祝最后的“單身之夜”時,他已經長成了一個典型的亞裔美國人的模樣:有著毫無負擔的爽朗笑容,留著那個年代流行的吹高劉海、類似“飛機頭”的發型,還能說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當時他正在一所大學里學習機械工程的課程,同時打兩份工,以求盡快攢夠錢買房子——下個星期,他就要結婚了。接下來,酒吧發生了毆打事件。他的婚禮被改成了葬禮。

  到這時候為止,華人社區都還很平靜。打人的這一對父子被直接逮了起來,看起來是個沒什么疑問的案子。但隨后在法庭上,他倆以“認罪”的代價,被判緩刑3年和罰款3000美元。

  主審法官覺得,這就是一個酒吧斗毆案件,眼前的兩名嫌疑犯雖然喝高了以后干了點蠢事,但他倆看起來都是好人,“不是那種應該關到牢里去的人”。

  “陳果仁的案子把亞裔美國人逼進了為民權奮斗的意識形態。”后來有人這樣回憶說。

  現在人們說起美國的華人,總會想起“模范少數族裔”或是“勤勤懇懇”“努力工作”這樣的印象。但如果真正回看歷史,華人在1848年左右便已經大批進入加利福尼亞務工,而“模范少數族裔”的稱號則興起于20世紀中后期。在那之前的100多年里,并沒有人覺得亞裔“模范”,或是比其他族裔更有能力取得顯著的社會經濟成就。在《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之前,亞裔移民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容易遷居美國的機會。

  不少學者相信,華人在社會地位和工作機會上的突出,與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之后,政府不得不通過一系列民權法案,給予少數族裔更多權益有關。

  可以說,那個時候,美國主流社會也才剛開始學習,如何接納亞裔移民。

  我也是在讀到《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時,才意識到,就算政策性的歧視都已經被廢除,少數族裔還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你再優秀,仍然感到在這個國家的公共話語中無足重輕。”

  “他的死亡是一個重大的覺醒時刻。”韓裔電影導演崔明慧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這件事刺激了很多人,他們表示無法再忍受下去,不能就這么放任自流,必須有某些立法或政治要求。”

  亞裔社區大規模的游行、抗議換來了陳果仁案在民權法庭上的另一次審理。1987年5月1日,陪審團最終認定這對白人父子對陳果仁的襲擊行為并不帶有種族仇恨的動機,但是要求他賠償150萬美元給受害者家屬。

  4個月后,陳果仁的母親余瓊芳離開美國,遷居廣州。

  2012年,陳果仁案發生30周年之際,一些美國記者回訪了在美國鄉間低調生活的Ronald Ebens。他說,30年前的事情,是一件不該發生的意外,他很抱歉。

  因為一直沒有正式工作,他從來也沒有付過民權法庭判決的那150萬美元賠款。

  厚德載物

  如今已經不是陳果仁案的時代了。美國華裔中涌現出了像朱棣文、吳恩達那樣知名的科學家,關穎珊那樣的體育英雄,以及趙小蘭、駱家輝那樣的政治人物。城市里的新一代已經能夠把東亞各國分得清楚,并且在問出“你從哪兒來”這樣的問題時有默契地只討論出生地而不糾結祖上更遠的文化背景。

  但是我依然不確定,在這個國家的公共話語體系中,他們的分量有多重。而這重量,又會對他們的生活有多少影響。

  唐納德·特朗普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我在亞特蘭大一次活動中,與現場的華人聊天,提到許多家庭最近遇到了兩代人為了特朗普而意見不一致的現象,現場一位有著體面職業的知識女性微微皺著眉頭解釋了一句:“這些年輕人,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已經是美國人了。”

  在《紐約時報》那篇關于亞裔社團圍毆新社員致死的長篇報道中,一個王姓學生告訴記者,在加入大學里的亞裔兄弟會之前,他對亞裔在美國的歷史沒有任何了解;他從沒聽說過陳果仁案,也從不知道“二戰”期間,最高法院曾經支持羅斯福總統的政令,把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這些案子在紐約中學的課程中,是一片空白,當理解了這些——一部分是被社團所扭曲過的歷史事件——之后,他感到了莫大的沮喪和不平。

  “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會忽視某個種族。有時候,那感覺起來就好像是在說,亞裔沒有那么重要。”他說。

  在另一篇《紐約時報》書評中,亞裔作者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社會學教授奧利弗·王也表達了類似的思考:“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亞洲移民威脅到白人勞工時,我們是被鄙視的少數族裔;可是自冷戰以來,我們又被稱為‘模范少數族裔’,用來穩定學術界精英的信心。這種標簽變換之隨意,顯示出我們的社會地位并不可靠,它附著于我們在別人心目中的功能:先是廉價勞動力,現在是把其他有色人種社區都比得自愧不如的超級優秀學生。”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對肖宇在社區內的努力大感興趣。

  他是那種會花15美元上網報名參加“市長年度報告早餐會”的熱心市民;是市議會辯論時少數會在現場的華人觀眾;是那種會支持妻子去當陪審員的丈夫(一般華人家庭對這一需要曠工好幾天的“光榮義務”都敬而遠之)。

  他也會利用朋友圈這巴掌大的地方,呼吁大家去發出自己的政治聲音:“對住在亞特蘭大北面幾個城市的華人,4月18日國會第六選區的補選比總統大選更為重要。總統選舉全州計票,人口比例1%的華人沒有任何作用。但是第六選區的亞裔人口占10%,選出的國會議員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直接影響華盛頓一系列政策投票……除了自己投票,要馬上鼓勵和幫助上大學的孩子辦理郵寄投票。孩子是我們的未來,通過孩子們的參與,讓我們華人的政治聲音最大化。”

  “這也是美國人追求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總統,無論種族、年齡和經驗。”

  他所在的約翰溪市,原本是亞特蘭大的一部分。10多年前,因為市政府收稅多,公共服務卻總跟不上,大伙一合計,干脆直接關起門來自己干。

  就這么樣,約翰溪成了一個有四分之一華人居民的新城市。時間一長,肖宇就覺得很微妙:社區里的華人那么多,但大家都對公共事務不感興趣,于是從沒見過跑華人區拉票的政客。與此類似,學區里高中成績最好的前20名全是華裔小孩,但家長協會里不見一個華人家長。

  他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思考“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之間的關系。在大亞特蘭大都市圈,約翰溪幾乎是最安全、房價最高、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社區,華人聚居于此,說明大家都在這個國家取得了成功;那么,為什么不嘗試去為社區出一分力,為什么不抓住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呢?

  肖宇知道用自己行動去改變他人的滋味。他送兒子參加童子軍活動,活動有一項,是家長和孩子一起去野營。在野外,他們做的飯,讓社區的其他人一改“中國菜奇奇怪怪、味道難聞”的偏見。哪怕后來孩子已經成年,不再參加活動,肖宇也還會給亞特蘭大的童子軍總部教授“做好世界公民”的課程,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

  就這樣,他們社區的童子軍團隊里有了更多亞裔團員。

  女兒上中學時,肖宇支持她創辦了一個“手拉手中文文化學校”,專門為當地被白人夫婦收養的華裔小女孩教中文,幫助她們接觸中國文化,讓她們對自己所屬的文化有了更多自信。

  另一回,他看見社區里的道路邊新增了很多垃圾桶,便去打聽:誰給放上垃圾桶?會花大家的稅款嗎?

  社區領導讓他放心:商業公司贊助的,不花咱的錢。

  可他接下來一個問題,讓領導傻了眼,很快撤回了這批垃圾桶:“垃圾桶是送的,那他們附送清理垃圾桶的方案了嗎?這筆錢怎么算呢?會攤派到居民頭上嗎?”

  生活不就是在這樣的改變后一點點變好的嗎?

  不過,現實更有可能是這樣的:肖宇的妻子陳苑生,曾在社區內的中文學校辦了個“男兒要當童子軍”的講座,現場門可羅雀,聽者寥寥;幾年后,兒子考上了哈佛大學,還是一樣的內容、一樣的主講人,能容納200人的屋子,一下被擠得爆滿。

  兩代華人的同與不同

  即便知道了這些在美多年的華人的故事,把目光投回生活里,鹿湘和我面對的亞特蘭大的社區,與肖宇和他家人面對的社區,也還是不同的。

  我一度對自己總是孤零零的狀態感到沮喪,后來在休斯敦,我聽說了姚醫生太太在上世紀90年代初來美國之后的經歷:因為人生地不熟,在美國的第一年,她都沒有去飯店里吃過飯;為了利用有限的資源學英文,她把《音樂之聲》這部電影看了100多遍。

  “最能提升英語水平的機會就是準備考試。”她告訴我,“每次考試之后都感覺自己進步了一大截。就這么一次次考過來。”她考上了美國的護士執照,在德克薩斯州醫療中心找到了工作,就算開始上班了,也常常搞不清楚電話那頭醫生用極快語速說出來的藥名究竟是什么。醫院不會容忍錯誤。她感到孤獨又疲憊,每天下班出門的時候,都要對自己說一句,“我討厭這個地方”。

  “突然有一天,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了。然后發現,自己已經適應了這個環境。”姚太太說。

  我們這兩代人,生活已經有了許多不同。

  肖宇和陳苑生剛來美國的時候,能對街上的路燈看半天:怎么路燈都這么亮?而且夜里不關燈?那么空的大街、大樓,夜里都不關燈,閃閃地亮整晚。而我和我先生第一次抵達紐約的時代廣場時,滿心都是疑惑:不就是一圈廣告牌嗎?為什么大家都要來看這樣的地方。

  姚太太能在寂寞中把《音樂之聲》看100遍;而我們能夠連上互聯網,無縫對接國內的大小媒體,接著觀看自己熟悉的電視臺,就像與國內地理上的距離并不存在一樣。

  但即便物質條件差異如此之大,某些感受依然是共通的。比如姚太太在美國的這個時刻:等到某天不再咬牙切齒地說出那句話,她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適應了。

  他們努力過,付出過,最后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姚醫生生長在長江中心的一個小島上面,島上就只有一片竹林、兩條村巷。小時候,他最羨慕村里的赤腳醫生,1978年,當他有機會考大學時,便在志愿表上填了一堆醫學院。那之后,他的每一次人生轉折——不管是考研、考美國的執業醫生資格,還是辦自己的診所,都是順著這個最初的夢想而去的。

  黃昉苨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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